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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盗王直之死:被诱杀的海洋帝国

发布时间:2022-11-02 10:18:23作者:楞严经常识网
明代海盗王直之死:被诱杀的海洋帝国
日本平户市建造的王直像
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

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设了法场。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说完伸颈受刃。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诱杀陷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弃义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王直人头落地的不远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都属于徽州。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小干部。而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他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的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在赵文华的保驾护航下,胡宗宪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接替巡抚差使。随后,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任总督,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 “首倭而作乱者,徽人王直也”,“其余皆鼠辈,毋足虑。”“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向王直传递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的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还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来”政策下,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当然,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

此时,中日贸易基本停顿。明朝立国后,倭寇肆虐,并大有与反朱元璋势力联合之势。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发现了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案”,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出兵征服了南朝,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朝要求册封。

期间,明朝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足利义满。

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日本从礼部领取“勘合”凭证,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来”政策下,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但是,足利义满死后,接班的儿子足利义持认为朝贡“有辱”日本国体,于永乐六年(1411)停贡,直到20年后(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而在这20年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多达17次,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

日本争贡

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令明帝国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到了1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应仁之乱”后,大内氏迅速崛起,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颁发的“勘合符”,而它的对头细川氏则手持老皇帝弘治颁发的旧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这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宁波,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

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

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居然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被其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经过几方对质,才发现,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

这场风波之后5年(1527),根据巡按御史杨彝的建议,明帝国重申对日本朝贡的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否则“皆阻回”。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

不久后,给事中夏言(后来官居内阁首辅大臣)上奏建议撤销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这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而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从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贡,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内氏政权被灭,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18批,至此成为绝响。武装走私成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则成为主力军。

“世贸中心”

从倒卖军火开始,王直开始了自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走私天堂双屿岛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毁它,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1543年,下海经商3年的王直,做成了一单生意,这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1555年~1560年,别名文之玄昌)的《铁炮记》所记,这年八月二十五日,几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绍下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铁炮”(即早期的火绳枪),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

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铁炮传来”的故事。而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此时,中日贸易已经中断,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海道成为自由天地,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贩卖军火,自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下海5年之后(1545年),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许栋的海上武装集团。

许栋一家四兄弟,他排行老二,也是歙县人,与王直是正牌老乡。根据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许栋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也就是王直到广东开始从事走私生意那年,从福建越狱入海,来到宁波口外的双屿岛盘踞。而根据同时期官员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鑑》,这一年,在马六甲经商的许栋兄弟将佛郎机(葡萄牙)商人带到双屿港,为葡萄牙人充当中介。

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乃海洋天险”,“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明初这里就被当做“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

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许栋统治下的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1869年~1929年)甚至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从史料分析,在此前,王直与许栋就有许多生意上的来往,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诩为许栋的下属。入伙之后,王直担任了双屿岛的CFO——“管库”,由此可见其文化知识或许在圈内是比较出色的。随后,王直又被提拔为“管哨”——船队队长,进入了许栋的核心圈。

双屿这一“世贸中心”的红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也就是王直入伙双屿岛的次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看到“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视双屿为之衣食父母。”他深为感慨:“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筹海图编》)

朱纨认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须认真执行,他提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武装取缔双屿岛这个走私天堂和“世贸中心”。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开始了行动。都司卢镗率军由海门进兵,率战船380艘、士兵6000人,占据完全优势。经过激烈的战斗,“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几乎歼灭了双屿岛上的许栋武装商团,并将岛上的房屋、船只全部焚毁,用沉船、石块等堵塞了入港航道,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

次年,朱纨又抓获了双屿岛头目之一李光头等,竟不加审讯和请示,就集体处决了此团伙的96名成员,震动了朝野。

朱纨的铁腕和冷血,令浙江、福建一带的豪强大户们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才是双屿岛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明史》中记载说,这些走私船的“舶主皆贵官大姓”。他们动员闽浙籍官员,以滥杀和擅杀为理由,对朱纨发动了联合弹劾。在巨大的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将朱纨“双开”回籍,不久他自杀身亡。

许栋被灭后,反而为王直(五峰)的崛起扫清了道路。在惨烈的双屿岛大战中,王直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成为新的领袖。而明帝国则痛苦地发现,一个更为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

东海称王

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

逃出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据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祖国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倭寇”),一可搞好政府公关,二可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一系列战斗,他最终占领了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冽港),“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筹海图编》)。

随后,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为政府承担艰难的“抗倭”重任。此时,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号”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行动自由。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明书·王直传》)。

称王之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呼即往,自以为荣”(明代万表《玩鹿亭稿》)。同时,他率军反攻大明,“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干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如此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寇议后》)。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胡默林行实》、明代茅坤《海寇后编》)王直成为史上赏格最高的“海盗”之一。

“隆庆开关”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是“海盗”、而非“军门”,给百姓提供了“衣食”。

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倭寇”本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也在一份奏折中说:“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之过严”,“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号召力的王直,是维持海洋稳定的关键人物。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

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倭寇”失去了控制,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时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国榷》)。

王直死后7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改元“隆庆”,这就是明穆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从东南沿海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已然喷涌而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年),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年)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而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尾声

王直死了,与中国历史上一切敢于挑战和对抗现行体制的人一样,不得好死。他20年奋斗建立的海上贸易王国,不久也土崩瓦解。

令人悲哀的是,王直这位被体制当做叛逆的人,却从未放弃过向体制靠拢的努力。他的轻身犯 险,实际上也是为了获得体制的一丝认可,试图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动海禁的废止,却没料到自己做了牺牲品。

耐人寻味的是,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海盗”,而是“叛国”——“背华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实录》),尽管王直只是雇佣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还是指控他“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倭变事略》)。

显然,这样的判决,与其说是刑事判决,不如说是政治判决。真正令朝廷所担忧、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称号,实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联翩,将王直与其那更为著名的老乡朱元璋挂钩。在经济上出点问题,哪怕触犯 了刑律,都还可通融,但在政治上触碰了高压线,而且还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诚信,送上门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

其实,“恶法出刁民”,王直等一众“海盗”也是被逼上梁山,内心深处与梁山好汉们相同,都是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无非是另一种途径和渠道而已。区别在于,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则是赔尽了老本——尽管他用自己掀起的惊涛骇浪,唤醒了帝国内的改革力量。惯于驾驭波涛的王直,最终却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

据说,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挂着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其实,这副对联已经被后人无数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国海盗”故事里。或许,在这些“中国海盗”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烙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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