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何绵山《闽文化概念》所述，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东汉的依附阶段、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时期、隋唐的鼎盛时期和宋代以降的衰微阶段，但在福建，情况有所不同。宋元以后，佛教在福建继续发展。福建许多著名高僧，或开宗立派，或持家之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唐代长乐人百丈怀海在《禅院规式》中制定了一整套不同于大小乘戒律的丛林制度，特别是要寺院众僧懂得报恩、报本、尊敬师祖与祖先，把儒家的忠孝观念引进禅门，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作风。对禅宗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长溪(今霞浦)人灵佑与弟子仰山慧寂共创沩仰宗，为中国禅宗五大宗派之一。那自给自足、自为纲纪、密切与官府和文人的关系、争取官府支持的做法，代表了南方禅宗的典型结构。福清人希运于黄檗山弘扬直指单传之重要，提出“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临济宗创立人义玄即出其门下。莆田人本寂曾受请去抚州曹山崇寺院宣讲南昌洞山高僧良价旨诀，大振洞门之禅风，后人尊其与洞山良价为曹洞宗祖师。南安人义存曾九上洞山参学于高僧良价，承其法系，为南禅六祖，后回归福州芙蓉山，创雪峰寺，福建禅宗由此大盛，其弟子文偃为云门宗之祖。

这些历史渊源和传统，使福建的佛教带有世俗化的特点。如有所谓斋教、“菜姑”、“香花和尚”等。“香花和尚”一方面进寺当住持，一方面热衷于为社会上宗教信仰者做佛事(祈禳、做醮、填还功果等)，场面非常热闹，榜疏辉煌，铙钹喧天，科仪细腻，目的是收取“忏资”。其有的名字配有“艹”字头和“香”字旁，如“馥”、“馨”等等，旨在使编排雅化。

佛教在台湾也颇为盛行，并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闽台两地寺院关系密切，台湾从南明时始建佛教寺庙，鹿港龙山寺的唐代观音铜像，即由泉州禅师肇善所运供。台湾许多寺院是闽地寺院的分支，单是由晋江安海龙山寺分支传衍的在台“龙山寺”，就有490多座。

又如，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台湾正统佛教的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体系、或是50年代以来“中佛会”白圣系统、佛光山星云系统、“元宿派”、印顺系统等当代台湾佛教四大系统，都与福建佛教有某种关系，甚至十分密切的关系。

台湾佛教受上述福建佛教渊源与特点的影响颇多。直到如今，台湾的“慈济”仍有自给自足，自为纲纪，农禅并重，出现灾害时从事大规模社会救济活动的特点。又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一些出家僧侣和在家居士推行“人间佛教”的佛教改革，倡扬佛教之宗旨在于普度众生，僧侣们不应只在深山大庙闭关自修，而应该走向人间，与日常人事结合起来。因而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山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自己办企业，编刊物等等。

林清玄、林新居、方杞、王静荣、黄靖雅、李英棣等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或深受“人间佛教”精神的熏陶滋养，或有着直接在佛光山生活、工作的亲身体验，因此其文学创作具有较浓厚的佛教色彩，甚至致力于专门性的“禅理散文”的写作。

与五四时期现代作家较多地通过自己的人生现象有所不同，新一代的台湾作家较多地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说明和阐释佛理禅学。当代台湾佛理散文作家对于“禅”有大致相同的理解，“即把禅直接诉诸人生，把禅当做对于现实人生一种正确而富有诗意的把握与感受”。在工商文明迅猛发展，人的物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提倡人与自然的融合，相信“平常心是道”，“禅法即心法”求得在平常生活行坐起卧中体会佛法，观照自性，领悟禅机将刻板琐碎的日常生活艺术化、趣味化，以抵御机械对人的清静生活的侵扰和对人的本性的扭曲。

此外，受到当前资讯和消费潮流的影响，台湾部分佛教文学走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在内容上倡扬用欢乐无量之心来行世，倡导日日是好日，好好过日子，也体现了将佛性和人性融会起来的特征。而这与闽台佛教历史悠久的传统渊源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