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

　　南京大学哲学系 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大智度论》的翻译,指出“三分除二”为《大智度论》梵文本汉译的结果,并非“略译”;同时,依僧诠、静蔼—道安、慧藏—法彦、智隐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可以看出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大智度论》 流传 翻译 智论学派

　　《大智度论》经鸠摩罗什译出后,研究风气甚盛,与三论学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相合,则成为四论学派。当时中国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响,尤其是玄学思潮的盛行,出现“格义佛教”,而《大智度论》的流行无疑推动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佛教界的师资相承,依《大智度论》而展开学派思想,虽然现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传资料,仍然可以发现《大智度论》对中国佛教的深刻影响。

　　一、《大智度论》的翻译

　　《大智度论》(以下简称《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又称为《摩诃般若释论》、《大慧度经集要》、《大智度经论》,无现存梵本,仅有汉文译本,为鸠摩罗什所译。但是,《智论》的翻译经过以及原本、略本问题,以及《智论》的作者是否为龙树,争论不休。

　　1、《大智度论》的翻译

　　《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译论,鸠摩罗什先译经,后译论,而又同时修订完成。僧睿《大品经序》说:

　　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

　　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

　　……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

　　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

　　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鸠摩罗什于逍遥园开始翻译《大般若经》,当时姚兴以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和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比对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参与翻译。于十二月十五日,翻译完毕,于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对。同时,弘始四年(402)夏天,开始翻译《大智度论》,于是将《大智度论》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经》与译本进行校订。《大品般若经》译文的确定,与《大智度论》翻译完成是同时的。

　　对《大智度论》的翻译,《大智度论记》说:

　　究摩罗耆婆法师以秦弘始三年,岁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四年夏,于逍遥

　　园中西门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其中兼出经本禅经戒

　　律百论禅法要解,向五十万言,并此《释论》一百五十万言。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

　　品。是全论其本二品已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得此

　　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2]

　　《大智度论》与《大般若经》的翻译是交错进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释论序》说:“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3]。《大智度论记》作者是以会编经论的时间为最后翻译时间,实际上先译经,后译论,在《大智度论》的经与论先后译出,论讫而后经定。经论会编为一,也就不妨说经与论同时译出了。[4]

　　2、“三分除二”与梵汉翻译

　　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时,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译,是大胆地删除部分原典,并且加入自己的见解与解释。僧睿《大智释论序》说:

　　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

　　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5]

　　现存《大智度论》一百卷,实际上是经论会编,《大晶般若经》三十卷,《释论》七十卷。但是,对于“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关《大智度论》的理解,则是后世学者争论焦点。

　　对于“三分除二”,印顺的理解:

　　初品译为三十四卷,若经文一卷不计,则论文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译。换言之:论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则二品以下的论文实为三十七

　　卷,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译。[6]

　　印顺推断,《大般若经》的经本有二万二千偈,译成经文,有三十卷。以此类推,论本“十万偈”,约可译成百三十六卷,这是尚未“略译”之原形。除去初品论文三十三卷,应该还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译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从梵文译为汉语来说,字数的变化是非常明显。如道安《阿毗昙序》说:“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说:“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经论中,不论长行或偈颂,以满三十二字(音节)为一节(一偈),称一首卢。依此可知,梵语的三音节大约为汉语的一音节。如《放光经记》说:

　　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

　　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万余言”的梵文,译为汉语,成为“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现。

　　因此,“三分除二”与“略本”的“略”没有关系,这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的结果,是减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是指梵文与汉语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论》的“略本”梵文有十万偈,一偈三十二音节,所以“并三百二十万言”;此梵文“略本”翻译为汉语,“三分除二”后,所以只剩下大约百万言,一卷约一万字,所以就是现存的一百卷,这即是“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释。

　　3、“原本”与“略本”

　　现存《大智度论》,对《大品般若经》“初品”的解释完全翻译,有三十四卷。第二晶以下,鸠摩罗什因为“秦人好简”,于是抄略要点而使其文意通顺,成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强调如果全部译出,“将近千有余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则有百万偈的梵语,达至三千二百万音节。

　　但是,由于对“三分除二”的误解,历代学者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慧远《大智度论抄序》说:“童寿以此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叁倍。”[11]慧远指出,鸠摩罗什删略用方言所写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删略部分应当是现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种可能,“叁”可能是错字。

　　日本学者加藤纯章则把僧叡的“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解说为“系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则采慧远的意见,以为罗什携来的略本为略译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译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这完全是臆测之辞,毫无文证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对这种千卷原本,称之为“虚幻”,并对其存在,表示怀疑。[12]

　　Lamotte则强调,原本共有十万偈,若全部译出,将有一千卷;译本仅一百卷,约三十二万中国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经的三十万言,理解成三十二万汉字。

　　印顺指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解经的《释论》——《大智度论》七十卷,经论会编则为百卷。泛称会编本为《大智度论》百卷,可说是引起卷数、字数谬说的根源;另外,一般释论都是先广后略。所以,印顺强调《大智度论》二品以下,确是“三分除二”略译;“广本”则约有百三十六卷,绝无千有余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后顺序,僧睿“将近千有余卷”、《大智度论记》“十倍”的记载,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为梵译汉的减少比率,与译本的广、略无关,则僧睿、《大智度记》的记载皆无矛盾之处,所以应该采信。

　　二、智论学派的传承

　　《大智度论》又称为《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大智释论》、《释论》、《智度论》、《智论》、《大论》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习《大智度论》的学者经常被称为“智度论师”、“北土智度论师”、“关东智度论师”、“北释论师”,如吉藏《大乘玄论》说:

　　问:诸佛菩萨体不二,能应者未详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论师真谛谓为不二法门,

　　智度论师谓实相般若,地论师用阿梨耶识,摄论师真谛三藏即阿摩罗识。[15]

　　吉藏概括当时的佛学思潮,提出有成论师、智度论师、地论师、摄论师,可见在当时的北方确实出现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16]

　　同时,在当时的佛学界,如地论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天台宗、三论宗等,都有兼习《大智度论》者。于是,《大智度论》为中国佛教界树立大乘意识,开宗立派,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17]

　　在北朝隋唐时期,以长安、邺城(河南省临漳县)为中心,当时的北方佛教存在以从事专门讲说、研究《大智度论》为中心的智论师,或又同时研习三论者,因此可以称为“四论学派”。检索僧传,发现昙鸾(476—542)[18]为最早的四论师。《续高僧传·昙鸾传》说:“心神欢悦,便即出家。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19]昙鸾是登山访录遗迹,因感动而出家。他对于龙树一系的《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四部论及佛性义的研究,特别有心得。而《安乐集》卷下列出净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可见昙鸾的四论研习是承袭道场的学风[20]。自此以后,四论的讲习在此地渐次兴盛。

　　在南朝佛教,由于梁武帝对《大智度论》的推崇,促进了《大智度论》在南方的兴起。而且,《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均阐扬龙树中观思想,皆出自鸠摩罗什翻译,于是历来弘扬三论者,皆兼弘《大智度论》,所以形成四论学派。但是,在梁陈之间,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促进四论学派真正转向三论学派。道宣总结梁陈时代佛教学风的转变说:

　　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

　　品》,尤敦三论。[21]

　　由于陈武帝时期流行《,大品般若经》,推崇三论;吉藏批判“智度论师”的思想,教内外因缘的变化,推动了四论学派的转型。

　　1、僧诠一系

　　因为僧传中有关僧诠的资料特别少,所以僧诠是否研习《大智度论》很难了解。但是,僧诠门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论》,在江南一带弘扬此论,促进此论在江南的流行。

　　僧诠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沛(江苏省沛县)人。二十一岁,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东省临淄县)出家。游学杨都,在大明寺宝志座下学习禅法,又听此寺彖律师讲律,从南涧寺仙师受学《成实论》,从竹涧寺靖公学习《毗昙》,声誉逐渐远播京师建业。后来,至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听受四论(《智度》、《中》、《百》、《十二门》)及《华严》、《大品般若》等经,此后专弘龙树宗风,与慧勇、慧布、慧辩共称为僧诠门下四哲。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钟山兴皇寺。其后二十余年,讲四论及《华严》、《大晶》等各二十余遍,列听者经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寿七十五岁。门下弟子众多,知名者有吉藏、罗云、法安、慧哲、法澄、道庄、智炬、慧觉、慧均、明法师、小明法师、旷法师、智锴、真观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谯国龙亢(安徽省怀远县)人。他的兄长亦出家,法号慧聪。慧勇自幼依杨都灵曜寺则法师出家,修习禅定并且读诵经论。又从静众寺峰律师受具足戒,学习《十诵律》;从龙光寺僧绰、建元寺法宠,学习《成实论》。在齐梁时代的金陵,《十诵律》、《成实论》都是当时的显学。至三十岁开始,便开讲《成实论》,共十余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受业。陈天嘉五年(564),受陈文帝的邀请,于太极殿讲说,称誉一时,住大禅众寺达十八年,所造之讲堂称为“般若堂”,宣讲《华严经》、《涅槃经》、《方等经》、《大集经》、《大品般若经》各二十遍,讲《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三十五遍。于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寿六十九岁。[23]

　　罗云(542—616),俗姓邢,荆州府松滋县人。兄弟五从都剃度出家,长兄道颐,罗云为幼弟。罗云在上东明寺出家,随杨都兴皇寺法朗[24]学习《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四论,深入理解四论的思想。法朗示寂后,又受学于福缘寺亘法师。想到家乡未能流传三论,应移禅寺陟禅师的邀请,归乡弘法,创建还乡寺。后来,住在龙泉寺达五十余年,罗云宣讲四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数十遍,化导四方。大业十二年(616)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弟子有慧成、道胜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吴郡(江苏省吴县)人。师事兴皇寺法朗学习三论,能够抓住三论的思想脉络而通畅无滞。后来,于江都(江苏省江都县)开善寺讲三论,听众有二百余僧,而且日益增加。晋王杨广设置四道场时,受征召前往讲说。仁寿三年(603),隋文帝召住于日严寺,开讲《大智度论》,长安四众弟子都前来问学。炀帝时示寂于洛阳慧日道场,世寿七十余岁。[26]

　　慧觉(554—606),俗姓孙,太原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人。八岁出家,在兴皇寺法朗座下学习,研究四论。后来,栖止于摄山栖霞寺,受学于慧布。于是,在江左一带广弘《大智度论》,“旧文新意,两以通之”,慧觉可能依三论思想解释《大智度论》。在陈代,慧觉受到王公贵族的尊崇。受隋炀帝的邀请,人住慧日道场。后来,受法济的邀请,在永福道场讲《大智度论》。在白塔寺宣讲《大品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及四论等二十余部。大业二年(606)示寂,世寿五十三岁,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吴,吴郡(江苏省吴县)人。善草书、隶书,偏爱文章。从学于兴皇寺法朗,致力于四论及《大品般若经》的钻研。在浙东弘法,教化的学徒颇多。后来,在建业建初寺讲三论,听众常有百人多。于是,声誉日高,受蒋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归依。受隋炀帝的召请,住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住长安日严寺,著《中论疏》,继承了青目、昙影、洪偃的思想与优点。依道宣的记载,“时有同师沙门吉藏者,学本兴皇,威名相架,文藻横逸,矩实过之”,道宣认为智炬胜吉藏一筹,这涉及道宣的对高僧的界定问题。大业二年示寂(606),世寿七十二岁,弟子有慧感、慧赜等。[30]

　　旷法师,历来研究者皆无法确定其名字。检索僧传,发现《续高僧传·道岳传》提到隐士西门义,出家后号明旷,“旷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贞固,志怀明约,善《大论》及《僧只》,深镜空有,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明旷法师是也”。[31]明旷精通《大智度论》与《僧只律》,住在洛阳净土寺。《续高僧传·义褒传》说:

　　往缟云山婺州永安寺旷法师所。旷在陈朝,兴皇盛集,时当法选,亟动神几。法主

　　既崩,遍流视听,长干禅众栖霞布公,并具式瞻,亲沾余令。所以四经三论,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二年(657),义褒在洛阳净土寺讲《大品般若经》、三论。[33]以上三种资料的综合,存在两种可能:一、义褒的师父旷法师,从兴皇法朗学习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曾在永安寺,受学于旷法师,此“旷法师”与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不是同一人。二、旷法师与明旷为同一人。明旷是洛阳人,在洛阳净土寺学习《大智度论》与《僧只律》。后来,南下金陵兴皇寺,从法朗学习三论,最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在永安寺随他受学三论后,最后在显庆二年(657)开讲《大品般若经》与三论。

　　慧均,《续高僧传》中没有立传。慧均著《大乘四论玄义》十二卷,《续藏经》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共现存十卷。《大乘四论玄义》旨在阐释《中》、《百》、《十二门》三论及《大智度论》的要义,依二十门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论玄义》的记载,可知慧均初学《毗昙》、《成实论》、《摄大乘论》,后来人兴皇法朗门下,专学三论。陈太建六年(574)五月,记录法朗讲说的内容,成为《大乘四论玄义》卷一“初章中假义”。晚年,过长安,记载了长安佛教的状况。[34]

　　道庄(525—605),先在彭城寺宝琼座下,禀受《成实论》。后来,从兴皇寺法朗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四论。人住东都慧日道场,后人长安日严寺,讲说法《法华经》,著《法华经疏》三卷。著有《集数》十卷,示寂于大业元年(605),世寿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广(今越南、广西)一带,后迁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真谛,真谛为他取名吉藏。父亲后来出家名道谅,吉藏七岁时(一说十三岁)即从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十四岁时从法朗受学《百论》,十九岁时开始为众复述,受到大众的称誉。隋代时,住在会稽(浙江省绍兴县)嘉祥寺,著《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注释著作。晋王杨广总管扬州时,在扬州设置四个道场[36](慧日、法云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观),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杨广自扬州回长安,邀吉藏同行。到长安后,被安置于日严寺,著述不辍,如《大乘玄论》、《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设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务,吉藏被选为十人之一。这时,他住实际寺和定水寺,后来齐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请他住延兴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讲《大智度论》数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论玄疏》。[37]

　　辩寂,徐州人,年轻时游学诸讲肆。在北齐的邺都,专门学习《大智度论》与《阿毗昙心论》。北周武帝禁佛时,南下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受学三论。开皇年间,人长安又研习三论,“复寻昔龙树之风”,可能指辩寂在吉藏门下学习。[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阳县)。北周武帝禁佛时,逃往南陈,人茅山听法朗的弟子明法师讲三论,又往栖霞寺听慧布讲四论、《大品般若经》、《涅槃经》,晚年于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从圆法师学习《释论》(即《大智度论》)。后来,回到家乡襄州,住在光福寺,学徒汇聚。唐初,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般若经》,兼讲《老子》、《庄子》。贞观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寿七十九岁。[39]

　　慧弼(537—599),俗姓蒋,常州义兴(江苏省宜兴县)人。父辈等多有世功,慧弼于永定二年(558)出家,师事惠殿寺领法师,受学《成实论》。当时,陈代流行“新成实”,天宫寺晃公弘扬《阿毗昙心论》,慧弼游学诸讲肆,精通《毗昙》、《成实论》。后来,在慧哲门下学习四论,学有所成。太建十年(578),于报德寺讲《涅槃经》、《法华经》,听法归依者众多。慧哲在临终前,将慧弼召回长安,接任法席。修复安国寺,开皇十九年(599),卒于安国寺,世寿六十三岁,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皆系鸠摩罗什所译,皆与龙树中观思想的重要论典。但是,僧诠一系强调四论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视程度各亦有差别。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就“通论”与“别论”论述了四论的不同。《中论》通破大小二乘的迷见,通申大小二乘的教义,所以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别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见,别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称“别论”。而且,从论释的作用来看,三论具释一藏,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仅解释《大品般若经》,所以称为“别论”。[41]所以,僧诠一系将《大智度论》视为“别论”,而且重视“通论”,所以他们正弘三论而兼弘《大智度论》,对《大智度论》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北土智度论师”。

　　2、静蔼—道安一系

　　在四论学派中,能够形成师资相承的学系,应该是静蔼一系。静蔼(534—578),荥阳人,俗姓郑。十七岁,与友游寺,观地狱图变,决志出家,于是投金陵(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禅师剃发。受具足戒后,至长安,从景法师听闻《大智度论》。于是,登嵩山,钻研经论,精通《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对四论“最为投心所崇”。复从印度的梵僧亲学十载,隐居终南山中,“穷通之数。体因缘之理”,学僧前来依止,静蔼讲说四论,蔚成学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听信道土张宾之言,欲废佛法,静蔼上表投诉,帝不纳谏,遂携门人人终南山深处,依岩附险,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寿四十五,著有《三宝集》。[42]静蔼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虽然礼静蔼为师,但并没有研习《大智度论》的记载,

　　静蔼一系以研习《大智度论》为主的师资学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东)人。初习儒学,十九岁出家。受具足戒后,誓志西行求法,北齐干明元年(560),道判与二十一人结判,从北齐的邺都出发,至北周境内,遭到官兵的扣压。后于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长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礼遇,住在大乘寺。两年后,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给国书,至高昌国后,后被遣回长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静蔼,于是跟随他学习佛法。周武帝禁佛时,道判与静蔼隐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昼日研究《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四论,前后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时,受敕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住于陟岵寺。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他在终南山敕建龙池寺,受四事供养。大业十一(615)年示寂,世寿八十四岁[43]。

　　智藏(541—625),俗姓魏,华州郑县(陕西省华县)人。十三出家,师事静蔼,研习《大智度论》,住在长安陟岵寺,可见智藏亦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建大兴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移住大兴善寺。开皇三年(583),隐居在终南山丰谷的东阜,后来被敕建为丰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于是长安四众弟子,齐集前来听闻法要。武德八年(625),卒于丰德寺,世寿八十五岁。[44]

　　昙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槃师,北周武帝禁佛时,隐居于太行山,亦曾为大陟岵寺的菩萨僧。静蔼隐居于终南山时,昙延前来求教。《续高僧传·静蔼传》说:“沙门昙延、道安者,世号玄门二杰,当时顶盖,名德相胜。及论教体,纷争由生,谘蔼取决。”[45]而且,昙延、道安曾乞清静蔼住世。但是,《续高僧传·昙延传》中并未提及昙延学习《大智度论》,只是表明他与静蔼的关系。

　　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陕西省大荔县)人。幼年投身佛门出家,隐居于太白山,钻研经论,旁学诸子百家以及史学等。受具足戒后,专究《涅槃经》、《大智度论》,“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道安或许随静蔼学习《大智度论》。于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扬《涅槃经》、《大智度论》,长安士人都前来闻法。《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称为“周世智度论师释道安”[46],可见他是专弘《大智度论》的学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萨僧”之一,但是道安违命不从。道安擅长文章,达官贵人、知名道士都前来请论,周武帝敕住中兴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时有名的辩论僧人,著《二教论》,细评二教之优劣,并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记录他的《大智度论》讲义,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为“释道安《智度论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制序”[48],可见道安曾为《大智度论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宝贵、无碍、荣法师等。

　　慧影,《续高僧传·道安传》后有简单的附传,提到慧影“传灯《大论》,继踵*轮”[49],与宝贵二人为隋代知名僧人。慧影侍奉道安,随道安住陟岵寺、大中兴寺,记录道安讲说《大智度论》,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续藏经》中现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现存《大智度论疏》的作者题名“蜀地潼州迁善寺沙门释慧影抄撰”,可见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迁善寺;依《历代三宝记》的记载,慧影后来住在长安舍卫寺,为二十五众主[50]。慧影还著有《伤学论》一卷、《存废论》一卷、《厌修论》一卷,卒于开皇末年(6007)。

　　荣法师,《续高僧传·法旷》提及法旷“后听弘善寺荣师《大论》,荣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荣法师是道安的弟子,专研、讲学《大智度论》。法旷(? —633),俗姓骆,雍州咸阳(陕西省咸阳县)人。专学儒家,后听弘善寺荣法师讲《大智度论》,转学佛教。十六岁时,讲解《大智度论》,“道穆京华”,可见他在当时长安的影响。法旷诵《无量寿经》,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净土。贞观七年(633),在终南山自刎而死。[52]

　　无碍[53](552—645),俗姓陈,父亲陈旷是梁元帝的征蕃学士。承圣元年(552),无碍生于成都。十岁至长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于是便隐遁不现。隋代开皇年间(581—600),无碍复出,住秦州(甘肃天水市)永宁寺,后听超法师讲《大智度论》。又至长安学习《十地经论》、《阿毗昙论》,于大兴善寺讲《大智度论》,对文句仍然凝滞不通,于是回去秦州。大业二年(606),被召人洛阳,在四方馆教授经论。大业十三年;(617),住长安庄严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宁寺,修无相观。贞观十九年(645)卒,春秋九十四岁。

　　静蔼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动于北周武帝时期,所以都与大陟岵寺有关,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萨僧”。静蔼、道判研习四论,是典型的四论师;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师徒,编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成为现存唯一的注疏。静蔼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论师”的典型特点,专弘《大智度论》,这与南方僧诠一系有明显的差别。

　　3、慧藏—法彦、智隐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赵国平棘(河北省赵县)人。十一岁出家,未受具戒便讲《涅槃经》;受具足戒后,精持戒律。后来,研习《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华严经》、《般若经》等。三十岁后,隐居于鹊山,专研《华严经》,撰《华严经义疏》。北齐武成帝(562—565在位)诏请于太极殿讲说《华严经》,荣冠当时。开皇七年(587),住大兴善寺,开讲《般若经》、《大智度论》,当时沙门智隐、僧朗、法彦等,在他的座下听闻法要,深得《大智度论》的本义。后又讲《金刚般若论》,受到学徒的崇敬。大业元年(605),卒于空观寺,世寿八十四岁。[54]

　　慧藏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彦(?—607),俗姓张,洛州(河北省永平县)人,遍读三藏,“偏以《大论》驰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论》,在北齐、北周、隋三代讲说《大智度论》,都名扬天下,受到地论师渊法师(或即静渊)、摄论师法侃的推崇。《续高僧传·法护传》提到,法护在法彦门下听讲《成实论》,可见法彦对《成实论》亦非常有造诣。[55]开皇十六年(596),敕任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应寺。大业三年(607),卒于真寂寺,世寿六十余岁。[56]

　　智隐,俗姓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人,为慧藏的弟子。开皇七年(587),随慧藏人长安,住大兴善寺,通达《大智度论》、《阿毗昙心论》与《金刚般若论》。开皇十六年(596),敕补为“大论众主”。《续高僧传·智隐传》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因为,法彦已经被任为“大论众主”,所以敕补智隐、宝袭为“大论众主”。在“五众”中,并没有“讲论众主”。智隐住在经藏寺,弘扬《大智度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于长安。[57]

　　僧朗(?—616),恒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学习《大智度论》、《杂心论》。随慧藏人长安,住空观寺,讲《大智度论》。送舍利于广州,回到长安后,住在禅定寺,以讲习为力,大业末年(616)终于禅定寺,世寿七十余岁。[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响力,法彦、智隐成为当时的“大论众主”,而且都是当时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学系不明的智论学派

　　在僧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如灵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灵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陕西长安)人。随颖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对《大智度论》能够“讲解无遗”,可见他对此论钻研之深。灵藏与隋文帝为布衣之交,住大兴善寺,由灵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达数万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长法胜《阿毗昙心论》,住在杨都栖玄寺。梁朝灭亡时(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承圣年间(552—555),住在长安崇华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论》证成《毗昙论》的思想,著成《散花论》。天和元年(566),卒于长安,世寿六十岁。”[60]

　　明舜(547—606),俗姓张,青州(山东省临淄县)人。幼年学习佛教,“偏以《智论》著名”,明舜读诵《大智度论》,精通此论的义量思想,闻名于当时。北周禁佛时,逃往建业,住在安乐寺。弘扬《大智度论》。后来,被晋王杨广召人住日严寺,讲解《大智度论》的玄义。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大业二年(606),示寂于日严寺,世寿六十岁,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长治县)人。十六岁出家,专研各种经论,而且专以《大智度论》传名于天下。隋代时,人长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后来,回到日严寺,唐代初年卒,世寿八十余岁。[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寿昌(浙江省寿昌县)人。十九岁出家,听坦师讲《大智度论》,又随雅公学习《般若论》,从誉公学习三论。武德二年(619),智琚将《华严经》、《大品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的四部义疏嘱托给弟子明衍,可见他著有《大智度论义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凭翊临晋(陕西省朝邑县)人。幼年出家,研读经论。二十岁未满,便能博通各种经论,而且以《大智度论》著名。神迥被当时人们尊称为“大论主释迦迪,法界多罗一时领”,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业十年(614),住禅定寺。后来,应召人住鸿胪寺,弘讲《大智度论》,教化三韩(新罗、高句丽、百济)之外国留学生及诸方之士。贞观三年(629)人蜀,从事道俗的宣化。贞观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寿六十五岁。神迪撰写各种序,注解经论等,如《法华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卫,凭翊(陕西省大荔县)人。少年出家,专门研习《大智度论》。隋代时,住在同州大兴国寺,讲《大智度论》。贞观十二年(638)卒,世寿八十五岁。[65]

　　这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大部分是北方智论师,可见《大智度论》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论》的注疏

　　《大智度论》译出后,从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长安,邺都为中心,不断地受到研究、讲说。同时,亦有智论师进行略抄或注疏,略举如下:

　　僧肇《大智度论抄》八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慧远《大智度论抄》二十卷,现存《大智度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意思《释论玄》一卷(《续高僧传》卷十七)

　　道安说、慧影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现存七卷(《卍新纂续藏经》第46册)

　　智颉《大智度论疏》二十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裕《智度论抄》五卷(《续高僧传》卷九)

　　智琚《大智度论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论玄疏》(《续高僧传》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论抄》(《续高僧传》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论疏》十四卷或五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昙影《大智度论疏》十五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见《大智度论抄》十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衍法师述《大智度论疏》五卷(《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休撰《大智度论章门》六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在以上的十四种注疏中,现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论疏》七卷,弥足珍贵。

　　三、结 语

　　《大智度论》自从鸠摩罗什翻译以来,中国佛教对《大智度论》进行研究、讲说等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于是出现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智论学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将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其兴盛的区域,依盛衰的顺序,主要有长安、邺都、建康、洛阳、扬州、嵩山、晋阳、青州、江都、南岳、庐山、终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论学派确实存在。南朝的三论学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习《大智度论》,促进四论学派在南朝的兴盛。北朝的昙鸾、静蔼、道安等学者,在北方弘扬四论。但是,从总体来说,北方的智论师大多不弘三论,专弘《大智度论》,尤其在北朝,出现一批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隋唐学者称为“北土智度论师”。

　　第三、北周禁佛对智论学派的影响。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为契机,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确立大乘佛教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大智度论》的兴盛。而且,许多智论师成为“一百二十菩萨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时移住大兴善寺。如静蔼、道判、智藏、道安、慧影、灵裕、彦琮、宝袭等,都是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众”制度中,设有“大论众主”,如法彦、宝袭、智隐等,从而在制度上为《大智度论》的兴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论学派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论》强调般若空与菩萨行,庞杂的思想与辞典的作用,无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经过北朝、隋朝的发展,.最后以国家形式确立了“大论众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论》对隋唐佛教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三论宗、天台宗,都继承了智论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进行了批判与诠释,从而获得了开宗立派。

　　[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页中。

　　[2]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中。

　　[3]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

　　[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中。

　　[6]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l页。

　　[7]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页中。

　　[8]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页下。

　　[9] 《出三藏记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页下。

　　[10] 释大田: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第202页。

　　[11]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页上—中。

　　[12] 加藤纯章:“大智度论的世界”,宏音译,载《谛观》第52期(1988年),第7—8页。

　　[13] Lamotte:《(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郭忠生译,《谛观》第62期,1990年,第169页。

　　[1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1—12页。

　　[15] 《大乘玄论》卷5,《大正藏》卷45,第66页下。

　　[16] 平井俊荣认为吉藏诸著作中,出现“北土论师”。“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论师:见《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论学派》,东京春秋社1976年版,第220—22l页。但是,我们以为吉藏所谓“北土”、“北地”是指当时北方的学者,可能是智论师或地论师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论师。

　　[17] 大野荣人对智论学派已经进行详细考察,见《{大智度论)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l—44页。

　　[18] 关于昙鸾人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今依《续高僧传》卷六《昙鸾传》记载:“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下。

　　[19] 《续高僧传》卷6《昙鸾传》,《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上。

　　[20]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页中。

　　[21] 《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页上。

　　[22] 《续高僧传》卷9《法朗传》,《大正藏》卷50,第477页中—478页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8—549页。

　　[23] 《续高僧传》卷7《慧勇传》,《大正藏》卷50,第478页下—下。

　　[24] 《续高僧传·罗云传》中,误作“道朗”。

　　[25] 《续高僧传》卷9《罗云传》,《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下。

　　[26] 《续高僧传》卷9《法澄传》,《大正藏》卷50,第499页下。

　　[27] 智果的传记,见《续高僧传》卷30《智果传》,《大正藏》卷50,第704页中。

　　[28] 《续高僧传》卷12《慧觉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上—下。

　　[29] 智炬,《六学憎传》及高丽本均作“智矩”。

　　[30] 《续高僧传》卷ll《智炬传》,《大正藏》卷50,第509页中—下。

　　[31] 《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大正藏》卷50,第527页上—中。

　　[32] 《续高僧传》卷15《义褒传》,《大正藏》卷50,第547页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页上。

　　[34] 大野荣人:《(大智度论的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24页。

　　[35] 《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大正藏》卷50,第500页上。

　　[36]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长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严寺、实际寺、会昌寺,亦称“四道场”。但是,长安“四道场”皆为佛寺,与扬州“四道场”有别。

　　[37]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大正藏》卷50,第513页下—515页上。

　　[38] 《续高僧传》卷26《辩寂传》,《大正藏》卷50,第675页上—中。

　　[39] 《续高僧传》卷15《慧璇传》,《大正藏》卷50,第539页上。

　　[40] 《续高僧传》卷9《慧弼传》,《大正藏》卷50,第494页下—495页中。

　　[41] 《三论玄义》,《大正藏》卷45,第10页中。

　　[42]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5页下—628页上。

　　[43] 《续高僧传》卷12《道判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下—517页中。

　　[44] 《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大正藏》卷50,第586页下—587页上。

　　[45]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6页中。

　　[46]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47]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28页上—631页上。

　　[48]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中。

　　[49]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30页中。

　　[50]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51]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

　　[52]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下。

　　[53] 《续高僧传》卷20《无碍传》,《大正藏》卷50,第599页上—中。

　　[54] 《续高僧传》卷9《慧藏传》,《大正藏》卷50,第498页上—中。

　　[55] 《续高憎传》卷13《法护传》,《大正藏》卷50,第530页下。

　　[56] 《续高僧传》卷10《法彦传》,《大正藏》卷50,第505页中—下。

　　[57] 《续高僧传》卷26《智隐传》,《大正藏》卷50,第668页上—中。

　　[58]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大正藏》卷50,第507页下—508页上。

　　[59] 《续高僧传》卷21《灵藏传》,《大正藏》卷50,第610页中—下。

　　[60] 《续高僧传》卷8《慧善传》,《大正藏》卷50,第486页中—下。

　　[61] 《续高僧传》卷11《明舜传》,《大正藏》卷50,第510页下—511页上。

　　[62] 《续高僧传》卷26《昙良传》,《大正藏》卷50,第676页上—中。

　　[63] 《续高僧传》卷12《智琚传》,《大正藏》卷50,第521页上—中。

　　[64] 《续高僧传》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页上—中。

　　[65] 《续高僧传》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页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