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积雪图 (王维 绘)
一笔一墨,绘无上智慧。
禅画,简单概括便是修禅者用绘画来表达禅理的一种方式,原是佛教禅宗的独特表达方式,后来发展为佛教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
相传禅宗由菩提达摩祖师所创,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传至六祖慧能时期,南北分宗,南宗慧能,北宗神秀,史称“南能北秀”。禅画受了禅宗“顿悟”的观念,犹如禅宗“六祖撕经”的精神一样,重在领悟。禅画不拘泥于传统的书画章法,摒弃细节的刻画,力求简练,传心达意。
南北分宗之际,正值唐朝,禅画也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多数史学家认为,首开禅画先河的当属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参禅修佛的“诗佛”王维将禅心与画意融合在其空灵清寂的“水墨渲淡”山水画中,展现了他修禅的领悟能力,开拓出极其优美深邃的美学境界,受到了当时尊佛的文人和僧人的大力赞赏,禅画也由此诞生。
五代时期,被认为禅画史上最杰出的禅画大师贯休降生,前蜀主王建封其为“禅月大师”。贯休6岁即为僧,一生游历四方,能诗善画,在画坛诗林均有影响。贯休的表现手法,长于疏落用笔,粗笔淋漓,丽脱不群,尤其所画罗汉,绝俗超群,历代评价很高。其形象夸张变形,大异常人,贯休自称所绘罗汉形象怪异的来源为“从梦中所见”。贯休所画的罗汉图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了后世临摹及雕塑罗汉佛像的范本。痴迷于贯休禅画的不仅是修行僧人及文人墨客,也有不少皇帝。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还是开封府尹的赵光义十分仰慕贯休,宋太祖重兵围困后蜀,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深知大难临头,为保性命,他把所收藏的《释迦十弟子图》送给赵光义,赵光义大喜过望,果然保住了孟昶的性命。赵光义登基称帝后,得知贯休当年曾在成都一带游历,便任命心腹程羽担任成都知府,网罗贯休画作。程羽不辱使命,很快向宋太宗赵光义进献了十六幅罗汉图,有宋一代,画家争相模仿贯休画作。可惜随着动荡的时局,贯休的画作逐渐遗失殆尽。清朝乾隆帝,多次派人苦苦寻找贯休的罗汉图真迹,却一无所获。直至2008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在一名收藏家的手中,发现了一幅画在麻布上的罗汉图,经过多位专家鉴定,确定为贯休真迹,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这幅《麻布本罗汉图》成为了现今世上绝无仅有贯休真迹。
到了宋代,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汉化,加之末太宗赵光义等皇室贵族的极力推崇,使得禅画的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甚至以“不懂禅,不足论书画”的说法来影响着对绘画的品评。唐代王维的禅画多以山水风景构成、五代贯休的禅画多以佛教人物为主,宋代禅画受到士大夫的“墨戏”影响极深,注重随性而成的写意,并在画中加入诗文题词。
明代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与禅学相融合,促使整个社会意识和人文风气发生改变,并涉及到文化艺术领域,致使很多文人士大夫都积极把禅宗思想转化到他们艺术作品中,使禅学和书画艺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董其昌可以说是明代时期以禅论画的杰出代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禅学,禅学对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理论上,更是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中,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山水画追求以“淡”为宗,呈现出一种平淡、秀润、淡雅之美,他以崇高的社会威望、精辟独到的艺术见解,对明清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更是通过他的简远笔墨将儒、释、道并融的本土禅画推向无可质疑的艺术顶峰!
禅画,作为佛教文化艺术之一,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了文人墨客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他们将禅意注入笔墨之间,让我们领悟生活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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