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释迦牟尼佛投胎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他就是………
慧能是释迦牟尼佛投胎到了中国
——在广东佛协主办《六祖慧能与佛教中国化》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表达——诚惶诚恐。我对佛学、对禅宗、对《六祖坛经》都相当无知,在三位大法师和各位高僧专家面前,我完全是一个小学生。接到邀请后,围绕这个主题,我真正像小学生那样做了一点作业,今天是来交作业的,敬请老师们指正。我谈几点认识。
一、佛教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缺失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王国维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严重的缺失,一是纯粹哲学即形而上学,对宇宙和人生终极真理的追问,二是本土宗教。陈寅恪也指出:佛教于形而上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佛教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先后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魏晋时期与玄学相结合的般若学研究,二是宋明理学。
中国缺乏本土宗教。冯友兰解释,儒教的“教”是教育、教化,不是宗教,孔子是导师,不是教主。宗教的要件,在形式上有教义、教主、教团、教规,在内容上一有超越性,超越世俗生活,二有终极性,是对人生问题的究竟解决。儒道二学无前者,后者较弱。道教有前者,无后者。佛教传入中国并且生根,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传播广泛而且长久的宗教信仰,至今仍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生着重大作用。
二、禅宗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缺乏形而上学和宗教,与重实际的国民性有关,其特点一是非思辨,二是入世。佛教的特点恰好相反,一是极具思辨性,正如人们所形容的,佛法博大精深,佛典浩如烟海,二是在本质上是出世的,以解脱为终极目的。这无疑造成了接受的困难,而禅宗解决了这两个困难,因此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针对非思辨的国民性,禅宗把佛教简易化,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抛开佛教经典,扫除烦琐哲学,把立足点放在开发生命本身的觉悟上。
针对入世的国民性,禅宗把佛教生活化,主张“佛法在世间”,废除印度佛教复杂的修行次第体系,把重心放在调整心态上,解除入世中的苦恼,提倡平常心是道、触类是道、即事而真等紧密结合日常生活的证悟方法。
三、《坛经》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是心性理论
禅宗得以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找到了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这就是心性相通的观念,因此而把佛教人本化了,上述简易化、生活化其实是人本化的一种效果。
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天人相通,认为人心与宇宙是相通的,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宇宙观。人心与宇宙为什么能够相通?因为宇宙本根派了一个代表住在人心中,这个代表名字叫“性”。“性”指的是人的最深刻本性,其实就是宇宙本根在人心中的存在,它藏在人心亦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至深处,它一旦觉醒,天人就相通了。
《坛经》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代表:“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成佛的根据在自心之中,无需外求,明心就能见性,自心顿现即是真如本性。这比心性相通还进了一步,可以说是心性合一,心是宇宙的心,性是宇宙的本性,二者并无区别。所以,只要回归自心,就能顿悟成佛。
《坛经》中有两个偈。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或: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这两个偈的区别在于:在神秀那里,心是个体的心,所以会有尘埃,佛性是修炼成的;在慧能这里,心是宇宙的心,所以不可能有尘埃,佛性是本来具有的。因此而有了渐修和顿悟的分歧。
四、《坛经》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
中国化的佛教要符合三个条件: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二、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国民精神的有机部分;三、具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慧能创立的禅宗便是这样。
佛教中国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汉末和魏晋时期,格义阶段,释迦牟尼佛是外国人,来到中国,穿上了汉服或魏晋名士服,说着汉梵夾杂的洋泾浜中国话;二、慧能之前隋唐时期,教门阶段,中国佛教八大教派已建立,各有自己重点信奉的佛典,释迦牟尼佛入了中国籍,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仍是老外在说中国话;三、从慧能创立南宗开始,宗门阶段,释迦牟尼佛重新投胎成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是慧能,他说地道的中国话,不是老外说中国话,中国话是他的母语。
五、宋明新儒学是禅宗结出的硕果
陈寅恪指出:“宋儒采佛理之精粹,注解四书五经,产生新儒学。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益,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禅宗催生宋明新儒学,宋明新儒学开创中国哲学新格局,这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方立天等学者的共同见解。
禅宗醒目地把心性问题提到首位,是推动儒学转型的关键因素。围绕心性问题,宋明新儒学建构了体系化的本体论和人生论哲学。新儒学分两派:程朱理学强调心不即是性,格物才能穷理,与神秀近;陆王心学强调心即是性,明心即可见理,与慧能近。
六、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主流也有负面影响
有长必有短,优点的另一面是缺点。禅宗把佛教简易化生活化,就难免削弱了印度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把佛教世间化人本化,就难免削弱了印度佛教缘起空性的核心信仰。
我是学西方哲学的。据我所见,西方哲学走了两千多年,终于走到了佛法门前。西方哲学一直致力于寻求无常的现象世界背后那个常住的本体世界,康德以后终于得出共识,现象背后没有常住的本体,用佛教的语言表达就是无自性,于是反本质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西方哲学家还发现,语言和概念在本体的虚构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是名言批判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热门,而这也是佛教般若学早就做了的事情。
我本人认为,般若学是佛学中极具哲学深度的一个领域。魏晋时期,般若学盛行一时,产生了像僧肇这样的大哲学家。禅宗占据主流以后,般若学衰微,中国佛教在哲学深度上有所退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佛教受儒道之影响远大于中国哲学受佛教之影响,因此,即使是堪称中国哲学之高峰的宋明新儒学,其所建构的本体论仍然是道德本体论,尚未达到本来意义本体论应有的深度和高度。
2016年11月21日上午,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的“2016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在中山纪念堂开幕,近3000人与会。开幕式后举办“六祖惠能与佛教中国化”论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法师,香港宝莲寺方丈净因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澄法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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