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茂森：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这句话意思是讲处世必须要慎言，不可多说话，因为话说多了很容易就会失言，说错话就很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灾祸。《弟子规》上面也讲，“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这是教导我们言语要谨慎。夫子教学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就是言语，第三是政事，第四是文学，把言语放在德行之后，可见得它的重要性很大。实在讲，人的言语也是体现人的德行，所谓“言为心声”，你有什么样的心地，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语。即使是很会讲话，讲的言语很好听，可是欺骗人也不能够长久，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从事上讲，这句话教我们慎言。曾国藩先生教导子弟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这是教我们看人，看人当然要看他的德行，看他的为人。曾国藩教导我们看人要看人的操守，看人的节气，要有节气而不能有官气。官气是什么？傲慢自大，刚愎自用，不能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另外要多条理、少大言，这个大言就是很多的绮语，花言巧语，或者是大话，夸大其词。夫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很会说话，他的容貌举止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没有踏实的心地，就是没有操守，这个人只务在颜色上做表面功夫，所以很少有真正的仁心的。所以满口大道理，往往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不一定是亲身证得这些道理，都是道听涂说的。

在东晋时代，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他的父亲王羲之，父子俩都是伟大的书法家，历史上称为二王。有一次王献之跟他两个哥哥去拜见谢安先生，在会谈的时候，他两位哥哥多半谈些俗事，只有王献之略略的在礼貌上问一些寒暖，他并没有多说话。后来三兄弟走了以后，有人就问谢安，这三兄弟谁的德行最好？谢安说，最小的那个最好，也就是说王献之德行最好，他讲，吉人的话少。所以“戒多言”可以提升我们的德行，当然也能够保全我们的福报，往往人因一言而丧身，甚至因一言而败国。

孔老夫子教导子弟，这个言语是非常重要，《论语》里面就有很多的篇章是讲言语的学问。像《论语》当中有一句话说，“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句话是讲，说话要懂得抓住契机，既要契理也要契机，要讲正确的话，同时也要看时机说话。“可与言”，也就是说可以跟他谈论道德学问，讲这些话，而不跟他谈论，那么就等于错过了一个在德学上与人相互切磋的机会。譬如说见到一位好学的人，他向你请教问题，本来你可以多教导他，可是没有说得很充分，这就属于失人，对不起人了。反过来，“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不应该说的，不应该跟他谈论的这些事情。譬如说他对于道德学问并不大感兴趣，根本没有那种好学的心，你跟他讲，讲了半天，他是左耳入右耳出，那是浪费言语，叫失言了。那浪费言语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他对于圣贤学问反而起了轻蔑之心，不以为然，那是他自己有了过失，我们也有过失。所以“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他不会失人，也不会失言。失人和失言都是不明智，所以夫子这里对于言语的学问要求很高。说到底，还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个分寸的把握那要凭智慧。智慧哪来？心地清净就有智慧了。人为什么没有智慧？多半是因为有私情，私是自私自利，情就是感情用事。《大学》里面讲的，“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让我们心正，要放下私情。

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失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记载，唐朝开国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少有的英明皇帝，他执政期间是贞观之治。可是他也有不明智的时候，在立太子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有失言的行为了。他本来立的太子叫李承干，后来因为犯罪被废黜了。唐太宗虽然过去立李承干做太子，可是自己对于自己的第四子魏王李泰非常宠爱。因为李泰自幼就是天性聪慧，而且也相当有文学修养，多才多艺，深得唐太宗的欢心，因此自己已经滋生了要改立李泰为太子的心。后来太子因为企图谋反被废黜了，所以唐太宗就当面应允了、许诺了，要立李泰为太子。他第二天告诉大臣们，说昨天有青雀，青色的麻雀飞到我的怀里，魏王就跑来跟我说，我今天才能够当陛下的太子，这是我重生的日子，这个李泰就很会说话。然后这魏王就说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将来去世的时候，我会为您，为父王把我的这个儿子杀掉，这样能够把我的王位传给晋王。晋王是唐太宗第九子李治，他后来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唐太宗就对大臣们说，父子的感情是出于天性，我看到魏王有这么样的心，心里非常疼爱他，所以已经允诺要立他做太子。

结果太宗的一个大臣叫褚遂良，也是一位名臣，他马上就说，这是陛下你失言了。你仔细想一想，魏王现在跟太子争夺王位，争得是不择手段。他对你宣誓说，等你去世了之后，他继位当皇帝了要把自己的爱子杀掉，把好不容易才抢来的王位要传给自己的弟弟晋王，这有可能吗？他又说了，从前陛下你立了李承干做太子，可是又宠爱魏王超过了太子，这种嫡庶不分，导致魏王跟太子争宠，所以才逼得太子要谋反，他们抢夺这个太子位，这种教训足以当我们的鉴戒。很难得，唐太宗是一个善于受谏的人，他听了大臣的这番话之后，就觉悟了。他说对，如果要是立了李泰做太子，这不就是向天下人显示太子的位置可以用诡计来求得的吗？如果他做了皇帝了，那他的兄弟李承干（这过去的太子）和李治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想想，干脆就两个都不要立，立李治做太子，这样既能够使得兄弟两全，也能够使大唐江山得到平安。所以后来唐太宗就忍痛割爱，没有立李泰做太子，而改立李治做太子，李治后来就是继位之后的唐高宗。像唐太宗这样的英明皇帝，由于对自己的儿子特别宠爱，所以也会讲出那种不该讲的话，随便的允诺，差一点就酿成宫廷的内乱。所以《弟子规》上讲，“苟轻诺，进退错”，这个讲话，特别是承诺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经过再三的思考就承诺，这后果可能是很可怕。

《论语》里面鲁定公曾经向孔子请教，“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有没有一言可以兴邦的？“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孔子也很客观，说一言兴邦大概还不能够说得这么绝对，可是也都差不多了，“其几也”就是也几近了，接近。他说，“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孔子这里举了个比喻，他说如果人要说，“人之言曰”，如果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为什么难？因为国君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导致全国人民民不聊生。所以这里讲到的，如果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知道国君做起来不容易，这一句话不就是可以兴邦了吗？当然孔子是藉这个机会来教育鲁定公。

鲁定公又问了，“曰，一言而丧邦，有诸”，有没有一言可以丧邦？“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这个话也不能讲绝对，但是也是可以接近了。“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果有人说，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就是我说的话别人不敢违背，“莫予违”就是不敢违背我，这是我做国君的乐趣。说“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果这个国君他说的话是善的、正确的，当然这是好的，大家不敢违背他，这是好事情。“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如果这个国君说的话不善，他的命令不善，他的国策不善，而大家又不敢去违抗，不敢去劝谏，那你想想这个国家不就是很快会亡国吗？因此那句说，我说的话没人敢违背这是国君的乐趣，这句话不也就接近一言而丧邦了吗？所以确实是，愈在高位的人，影响力愈大的人，他的一句话产生的效应会很大的。所以这个话在出口之前，必须要再三的审思，宁愿少说，不可以多说而失言。所以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敏是敏捷，做事情要敏捷，可是言语要谨慎，也就是说要多做少说。实际上敏于事和慎于言它不能够分开，不是说两桩事情，其实是一桩事情。一个人真有智慧真有德行，他就自然能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这个人是君子，所以言为心声。当然行也是心声，言行都是自己内心德行的一个表现。

因此“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这句是教诲我们，从心上来讲，要修养诚敬谦和的仁德。诚是真诚，敬是恭敬，内心有真诚，外面言行都表现得有恭敬，敬人、敬事、敬物。自己能够谦卑，必定能够跟人和谐相处，这是仁德。有这种诚敬谦和的仁德，自然他就能够敏于事而慎于言，不用人教，不用刻意，他言语自然就会谨慎，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从事上来教我们存养仁心。

《论语》里面曾经有一段是“司马牛问仁”，司马牛是宋国人，他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兄长叫司马桓魋，这个人不仁，为什么？他想谋反，想把国君（当时是宋景公）谋害了，自己可以当王。司马牛他跟他的哥哥相反，他是一个很有仁德的人，他不愿意参与到他哥哥谋反的这个计划当中。因为弑君篡位这个是天下人皆得以诛之，会招来灭族之祸。所以当时司马牛也非常的忧虑，忧国忧兄，他是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更需要慎言，说话稍不谨慎，可能会有难以挽回的过失。所以当司马牛向夫子请教什么是仁，仁德的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这个訒就是说话很谨慎，它有忍的意思，言字边一个刀刃的刃，就是忍住自己的言语。司马牛听到夫子讲这个话，觉得好像讲得太浅了，他问的是仁，为什么孔子只是说讲话要谨慎，难道这就是仁？所以他说，“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矣乎”，难道这就是仁吗？“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孔老夫子是善于因材施教，他的教诲契理契机。对待司马牛，他为他设身处地给他教诲，因为司马牛这个人他比较浮躁，比较喜欢说话，所以孔子告诫他一定要慎言。当然慎言本身也是仁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仁之方，一个为仁的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下手处。

所以你看，一部《论语》里面，不同的弟子来问仁，夫子答的都不一样，是不是仁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要得到仁了，夫子所说的他都能做到。这里司马牛问仁，孔子教他要忍言，要谨慎，慎于言，这也是仁的一种表现。那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是教颜回敏于事，在事上真干。颜回讲的“请事斯语矣”，我要好好的力行夫子的教诲。这敏于事也是仁，慎于言也是仁，不同的角度来说。所以“其言也訒”全是从仁这一字而来，只是司马牛把它解浅了，当做很容易了。所以夫子后面说，“为之难”，这件事情不是容易事，是很难的事情。讲难也是对司马牛，因为司马牛当时起了以为它很容易的这种心，轻慢的心。所以夫子应病与药，他轻视，我就跟他讲难，如果有人是以为这个很难，夫子就告诉他很容易。这是什么？善于教化，让人有下手之处。

可见得，说话谨慎完全是跟人的仁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仁德之人，他一定先慎于言。我们怎么样去行仁、修仁？那就是戒多言，这也是一个下手方便处。